接受国书的独特安排

作者：曾涛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著名的外交活动家，杰出的新闻工作者，新华通讯社原社长、党组书记、顾问；曾任中国驻阿尔及利亚、中国驻南斯拉夫、中国驻法国特命全权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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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在我到任之前，到达阿尔及尔的外国大使已经有十几位了，阿方都还没有安排呈递国书。按照外交惯例，大使呈递国书应该是按到达驻在国的先后次序安排。

我到后，阿外交部礼宾司的官员告诉我，阿政府决定先接受阿联等阿拉伯兄弟国家大使的国书，然后按承认阿临时政府的先后，安排各国大使递交国书。只有法国例外，因为《埃维昂协议》规定法国大使任使团长，所以第一个呈递。

1962年3月18日，法国和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签署结束战争，承认阿独立的《埃维昂协议》。

对于他们这种打破常规的安排，我当然表示尊重，因为这是从政治上考虑的，他们有权利这样做。只是为了早日执行周总理交待的任务，及时向阿方领导人介绍中印边境冲突的真实情况，所以我要求在呈递国书之前紧急会见外交部长赫米提斯。

由于中阿关系比较好，礼宾司第二天就安排我去会见。赫米提斯外长热情地接待我，我向他详细介绍了中印边界的历史和现状、边境冲突发生的原因和经过情况，以及我国的态度等，请他转报总理和阿政府。他的态度是友好、积极的，说了些同情我国的话，答应立即报告。

在我呈递国书之前，苏联大使（斯大林时期的农业部长）来看我，他问我研究过英国的礼宾规范没有？我反问他为什么提这个问题，他发着牢骚说，他来阿尔及尔已经两个月，阿政府一直没有安排他递交国书，后来才弄明白，原来要等中国大使到任，在中国大使呈递国书之后才让他呈递。他说这样做是违背礼宾规范的。

他还说：“礼宾是把刀，如果不顺着礼宾规范办事，就会伤害到自己。”

我考虑一下后回答说：“尊重驻在国的安排应该是礼宾上的首要原则。为独立而战斗的人民的亲身感受，是他们作出这种安排的依据，如果说有什么刀子的话，实践的考验才是一把真正的刀子。”他无言以答，说了几句他到达阿尔及尔的感受和“今后多联系”等客气话后就告辞了。

原来，由于苏联对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迟迟不予承认，1960年赫鲁晓夫访法时还说，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有千百万的利益，苏联承认阿尔及利亚是法国的一个省。试想，赫鲁晓夫的这种说法怎么能不伤害两年之前就已建立了自己的临时政府的英雄人民的感情呢？！

到了1962年阿法达成《埃维昂协议》的次日，苏联才匆忙宣布承认阿临时政府，而苏联对阿尔及利亚的援助也是从1962年初才开始的。

这儿顺便提一件有意义的事。1962年5月，我国记者和苏联记者一起从阿尔及利亚东部进入首都阿尔及尔，路上走了五天，中国记者到处受到欢迎和优待，而苏联记者则到处向阿人民道歉，承认苏联过去没有看到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力量是一个错误。两相对比，引人深思。

1962年12月，作者向阿尔及利亚总理本·贝拉呈递国书后交谈。

1962年12月13日，我向本·贝拉总理（1963年9月通过宪法后被选为首任总统）呈递了国书。我在致词中称颂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是20世纪60年代的重大历史事件。强调中阿两国人民是革命战友，亲如手足，两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争取世界和平的共同斗争中，早已建立了经过考验的战斗友谊。今后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为了共同的斗争和共同的胜利，必将继续携手前进，把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推向一个新的高峰，为世界和平事业和各殖民地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本·贝拉在致答词中强调阿尔及利亚人民及其领导人，对于他们在整个解放斗争期间从友好的中国人民那里得到的无条件支持和物质与道义上的援助是多么感激。这种兄弟般的战斗情谊，这种积极的声援，是两国之间关系和谐发展的最好保证。

递交国书之后，本·贝拉和我进行了十分友好的谈话，我代表刘少奇主席向他赠送了有中国特色的纪念品。

在我之后是南斯拉夫大使，然后才是苏联大使相继递交了国书。

递送国书以后，正式拜会就开始了。按惯例，后呈递国书的大使要拜会比自己先呈递国书的大使。为此，我先后拜访了好几个阿拉伯国家的大使馆，结识了多位大使，听到了一些对阿尔及利亚情况的介绍和评论。

1963年12月，周总理、陈老总访问阿尔及利亚时与总统本·贝拉（右一）、国防部长（左一）等合影。周总理、陈老总中间为作者。

当时，我还着重拜会了阿尔及利亚各方面的领导人。和他们的交谈中，我都详细介绍了中印边境冲突的真实情况，使他们了解真相。所有接触到的阿领导人都对中国政府和人民表示了友好情谊和真诚的支持。

议长阿巴斯是中国的老朋友，1960年9月任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总理时就访问过中国。他很热情地接待我，认真听取我的介绍，表示完全理解中国的立场。他向我介绍阿尔及利亚的经济情况，说阿已有约100万公顷的无业主土地收归了国有，他们将在这些土地上进行社会主义的实验。他还表示愿意陪我去他的家乡赛迪夫看看，说他曾经在那里担任过药剂师，对那儿的情况很熟悉。

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FLN）的六位历史领袖：拉巴·比塔特、莫斯特法·本·布拉伊德、穆拉德·迪杜切、穆罕默德·布迪亚夫、克里姆·贝尔卡塞姆和拉比·本·姆希迪。

我拜会副总理比塔特时，他向我介绍说民解阵线党约有13万党员、13万预备党员，还有许多同情者。我向他提出希望民解阵线党政治局安排一位兄弟每隔一段时期向我使馆介绍阿尔及利亚的情况。他答应一定物色一位兄弟同大使馆经常联系，以使中国使馆正确地了解阿的局势和问题，而不致于像某些国家在这里的代表那样匆忙地下结论。

后来，我们夫妇曾几次去他家做客，他们夫妇也应邀来使馆参加招待会或吃中国饭。比塔特夫人曾参加过抗法斗争，阿独立后是阿尔及利亚新一代协会的负责人之一，积极参与创办烈士子弟学校等社会活动。我的夫人和比塔特夫人也建立了非常友好的关系。我们相互介绍各自国家的情况和经验，研讨当时的国际形势。实际上，比塔特自己就成了经常和中国使馆联系的阿尔及利亚兄弟。

不久，我又一次正式拜会了外长赫米提斯，他告诉我：“中国的友谊对阿尔及利亚很重要，阿独立后已有不少国家举行过国庆招待会，但我们的总理亲自参加的只有中国的招待会，这就具体表现出我们的友好关系是特殊的。”他指的是我国国庆时，冼依代办在旅馆举行国庆招待会，本·贝拉总理和很多党、政、军领导都出席了的事。

赫米提斯外长还告诉我，他曾参加过多次国际青年活动，同中国许多青年代表团的领导人都有很好的关系。可惜这位年轻能干的外交部长1963年5月在首都遇刺身亡，阿尔及利亚政府为他举行了国葬。我参加了他的国葬仪式。那天天特别热，送葬人员在炎热的阳光下随着灵车走了好长一段路才到墓地，一个个都是满身大汗，我回到使馆时全身内外全湿透了。

我还主动拜会阿政府其他几位部长，同他们亲切交谈，了解情况。司法部长本多米对我说，我们要改革社会和经济结构，要找出一个能适应阿尔及利亚民族现实的发展方案，在寻找过程中发现参考中国的经验总是有帮助的。

内政部长梅达格尼说，他知道中国是非常难得的朋友，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刻给了他们真正有效的援助。那时，只有两三个国家给了他们这种援助，别的只是作了关切和支持的姿态而已。

在会见阿民解阵线政治局总书记赫德尔时，他坦率地说，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比突尼斯、摩洛哥，甚至几内亚、加纳、马里都要彻底些，取得了更为突出的成就，但是在经济上还必须依赖原殖民主义法国，阿对外贸易的85%是对法国法郎区域的，所以在财政、技术、教育等方面还有赖于法国。如学校的教员、天然气的技术人员少不了法国人，要彻底解放，还要许多时间。他表示，阿有意志、有决心尽快摆脱这些桎梏，即使需要再作出牺牲也在所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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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 | 《外交生涯十七年》

作者 | 曾涛    转自 | 外交官说事儿

图片 | 网络    编辑 | 走近外交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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